2015年法律互联网化已经成为各界的共识，法律互联网论坛也在各地纷纷举办，似乎法律互联网化已经成为一个“风口”。按理说，下一步该是法律互联网的普及阶段，但这一阶段却有些“黎明的河畔静悄悄”。也许是笔者孤陋寡闻，但从网络公开信息来看，法律互联网化的推进并不顺畅，各大法律电商也鲜有“指数倍增”的发展。问题出在哪里呢？

　　笔者冒昧揣测：法律互联网化的选择路径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从中国的现实来说，一般是民间快、政府慢，但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赫然出现“互联网化”的政策，以行政方式确立互联网化的经济方略，互联网化蔚然成势。各个领域均找到互联网化的路径，金融+互联网形成众筹，制造业+互联网引发工业4.0，营销+互联网产生大数据精准营销模式，教育+互联网激发线上学习的热潮，那么法律+互联网=？

　　第一种路径

　　从目前各大法律电商的运作来看，多数将法律+互联网等同于“找律师”，赢了网也好，无讼名片都遵循“找律师”的思路，其解决的痛点是为用户找到“合适”的律师。对“合适”的界定，赢了网用竞价机制，无讼名片用大数据衡量。当然“找律师”是法律互联网化的一个重要的通道，可以形成线下业务与线上数据的连接，打通律师和用户之间的通道，也容易形成法律行业的运作平台，并在平台基础上做二次开发。

　　第二种路径

　　还有一种路径是法律培训。Icourt的律师技能培训不去评论了，主要采用的模式是线下培训+微信营销+校友社群，这种模式的成功，更多是其垄断优势。后续的法律培训呈现多元发展的趋势，如智合的在线沙龙、威科的小威课堂，采用网络课堂的方式；无讼推出的微信课堂、各个法律社群的红点课堂等等。不过这种互联网化的法律培训忽视了两个重要的因素：碎片时间和按需学习。

　　传统模式下，律师行业既无分化也没有合适的外包、众包协作机制，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律师很忙”，不是去开庭，就是在去开庭的路上。笔者接触的陕西一家律所的劳动法律团队，建议他们引入互联网模式，团队的主管告诉我他们仅顾问单位的案件每年80余件，已经没有精力顾及其他了，业务培训也只能安排在诉讼的间隙。这种情况下，法律培训最好能够采用“移动学习+微课”的模式，抓住受众的“碎片时间”，实现受众随时、随地学习的要求，最大限度降低受众学习的时间成本。

　　按需学习是关于培训内容的设计。以往的培训哪怕是知名如icourt的“小班式”培训也无法实现对受众的一对一辅导，不能结合受众的实际需要来安排培训内容。而互联网的法律培训可以将受众分为不同的社群，按照社群的特征提供差异性培训。比如说劳动法律培训领域，针对不同层次的HR，如一线的HR提供技能性培训，针对HRD提供法律风险预防类培训，针对公司高管提供战略性用工风险设计培训。

　　这种按需学习的模式必然产生的模块化的培训课程，通过各类不同模块的组合满足不同社群的需求，提升培训的针对性。

　　第三种路径

　　第三种选择路径是在线纠纷解决机制（ODR),这是笔者比较推崇的一种选择路径。

　　ODR是一种线上调解的争议解决替代方案。目前ODR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不公开报价和请求的处理模式。这种模式往往是通过计算机程序自动化处理，类似于淘宝网的自助在线协商模式；二是在线ADR模式。通过互联网技术，如电邮、网络聊天室、远程会议将线下状态的调解ADR放在网络环境中，营造虚拟的调解或者仲裁场所，低成本地解决法律纠纷；三是计算机辅助交涉模式。这种模式，将各方争议分解为可量化的要素，通过专门的计算机系统，辅助争议各方达成最大满意的综合解决方案。知名的Modria公司目前采用的就是这类计算机辅助交涉模式。

　　笔者之所以对ODR模式情有独钟，在于这种模式是一种更宏观的网络运作路径，也符合互联网环境下人际关系特点。法律服务中，诉讼是所有业务的基础，ODR模式是诉讼的一种替代性解决方案，这种模式借助互联网的快捷、去地域化、碎片时间的特征极大减低了纠纷处理的成本，同时也将一部分纠纷通过互联网化解，降低了法院或者仲裁的负担，必然会获得政府和司法部门的认可。

　　笔者建议

　　在当前的环境下，笔者冒昧提出两种ODR的设计方案，仅供参考:

　　一是大数据+在线ADR组成的诉讼案件在线预判。一直以来胜诉几率是当事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而律师出于职业考虑和法制环境干扰，对胜诉几率会避而不谈，这导致的结果就是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处于不确定的状态。诉讼案件在线预判是采用大数据+在线ADR，其通过对案件进行拆解，并将拆解的案件与案件大数据（主要是裁判文书）做比照，并结合在线ADR模拟裁判，形成一个接近裁决结果的预测数据，解决当事人诉讼成本不明的“痛点”。

　　换句话说诉讼案件在线预判相当于将天同的“模拟法庭”放置到网络环境中，并引入大数据分析技术，增强案件的可预测性。

　　二是针对小微纠纷的垂直ODR。互联网环境产生了不少小微纠纷，这类小微纠纷的特点是法律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明确、线下维权成本过高，典型的如电商平台的商品纠纷、微信公号著作权纠纷、数据账号纠纷。针对这类小微纠纷，如果能建立垂直ODR平台，将众多的小微纠纷聚集到平台中，形成规模效应，并借助平台在线维权，不失为一种理想的处理方式。

　　不过这类垂直ODR因数量巨大，建议采用计算机辅助交涉模式，通过软件技术采集证据信息，并结合法律形成协商报价机制。当然这一点有赖于法律和互联网技术的结合，但无疑可以作为ODR运作的一个考虑路径。

　　当然，互联网的引入为法律行业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也带来了更多的想象空间。如果实现法律互联网化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必须经历一个阵痛期和转变期。不过正如上述所言，这是一个“风口”，抓住了这个风口，律师行业才能真正地“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