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一篇《民主与法制》总编辑刘桂明写的文章《修保律师为什么要退出第九届全国律师代表大会主席团?》的文章迅速在网上流行。文章写道：“4月1日上午，大会进入最重要的常务理事选举环节。此时，大会主席团正在酝酿候选人名单。看起来一切正常，各位主席团成员只要不表示异议或是鼓鼓掌，就算是通过了。不料，在此前任何一次换届大会中从未发生的一幕出现了。作为来自吉林的主席团成员，修保律师首先对程序提出了异议。修保律师认为，只是提前半个小时才给各位主席团成员提供候选人名单，这在程序上存在严重瑕疵。在修保律师看来，应该是前一天晚上就应该将候选人名单提供给主席团成员。对此，修保律师强调他已经失去了作为主席团成员的意义，并表示他立即退出主席团。”
文章很客观地提出了第九次律师全国代表大会存在的几个问题：
“一是指导思想有问题。在组织者看来，希望任何一次选举正常顺利，不要出现意外和花絮。这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的是，是不是每次选举一定要强调一致通过？是不是不能出现反对票或弃权票？据说，此次大会上出现了湖南有一位律师对全国律协的财务报告有意见，因而在表决时表示弃权。应当说，无论是大会工作报告或财务报告还是大会选举，如果出现少量的反对票或弃权票，不值得大惊小怪，更不值得脸色晴转多云。既然是民主选举，就一定会出现反对票或弃权票。有专家说，不允许选举中出现反对票或弃权票，说小了是思想保守，说大了是政治洁癖。我以为专家之言虽然说得有点重，但其实有其合理成分。
二是选举程序有瑕疵。正如修保律师所说，既然是主席团员，就应该给予充分信任。所以，至少应该在头天晚上将候选人名单提供给各位主席团成员。选举投票当天才提供候选人名单，的确容易授人以柄，感觉对主席团成员也不是充分信任。对此，组织者可能过于稳当。由此也说明，组织者缺乏一种自信。其实，能够被确定并被选举为主席团成员，应该都是可以放心和相信的。所以，一定要在程序设计上力求吸纳各种意见、反映代表诉求。对律师来说，最精通的就是各种各样的程序。为此，在有关律协换届选举的程序设计中一定要做到合乎情理。
三是工作安排有疏漏。众所周知，任何选举都需要做工作。这个工作就是动员与协商，就是沟通与互动，就是做好危机预案与做足应对办法。比如说充分尊重主席团成员的知情权与监督权，又如说充分考虑各地代表的诉求与想法，还如充分听取各位代表与理事的呼吁与建议，所有这些工作，一定要做在前面、做好细节。将候选人名单及其情况介绍传送到各位主席团成员手中，本来是一件很简单很容易的工作。但是，因为疏漏，也因为自信心不足，所以造成了最后的尴尬局面。”
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新时期新阶段加强社会建设“要推动国家治理结构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创新社会治理，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在此前提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方案明确规定：“一些行业协会商会还存在政会不分、管办一体、治理结构不健全、监督管理不到位、创新发展不足、作用发挥不够等问题。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有关精神和工作部署，为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促进行业协会商会规范发展”“取消行政机关（包括下属单位）与行业协会商会的主办、主管、联系和挂靠关系。行业协会商会依法直接登记和独立运行。行政机关依据职能对行业协会商会提供服务并依法监管。”
律师协会，作为律师自我管理的民间组织，理应逐渐地去行政化才对。但是，第九次全国律师代表大会，无论是从代表的产生还是理事会成员的产生，都明显地一直在司法行政机关的操控之下，实质上，使得律师协会完全地成为了司法行政机关的附庸。
我们不知道，司法行政部门的这种逆中央精神、反国务院的政策而为的勇气，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延伸阅读
中国青年报：部分司法行政机关插手律协换届
▍记者卢义杰 实习生杜珂
▍来源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
“我跟司法行政机关领导也谈过，实际上他们这种干预带来了很多负的影响。”
李泽林坦言，有朋友提醒他，作为省级律协的副会长，提此建议是否会造成不好影响，“我说没什么不好，因为我们谈的是制度，并没有说司法行政机关是好还是不好，我们说的是，制度设计如果不改，就不能够充分发挥这个行当的作用”。
他披露，在某些地区，司法行政机关干预律协换届选举，指定的人员没选上，还得再“提”，这样的尴尬已经出现好几次。
李泽林称，换届之后，一些律协的秘书处也不是由律师选举或者聘用的，有时候不代表律师意志；在一些偏远的地方，有的司法行政机关会挤占、挪用律师协会会费；某些干涉还体现在对律协财务、奖惩等具体事务上。
这的确是个老问题，据媒体报道，2008年西北某律协换届选举中，由于领导安排的人员落选，大会主席团令各代表团分别“做工作”后重新投票。2015年，西南某省会城市律协换届，当地媒体称该换届“结束了过去一直由司法局的工作人员担任律师协会要职的历史”，“以前都是由相关部门认定选举代表”，并称“律师代表直选会长在全国属于创举”。
李泽林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司法行政机关“操刀”得出的换届结果不一定必然是错误的，但这个过程违反了律师法。律师法规定，律师协会是社会团体法人，是律师的自律性组织。律协换届由司法行政机关“操刀”，“律师自己的主张、意志都体现不出来，怎么能够形成独立的行业自律组织？”
他担心，长此以往，各级律协在与司法行政机关的关系中会处于弱势地位，甚至可能成为司法行政机关的附庸，无法履行行业协会的基本职责，无法通过行业自律及规范实现律师行业的健康发展。
“党中央和国务院倡导，行业协会几年内要与行政机关切断千丝万缕的联系。”李泽林表示，在简政放权的大背景下，若不切断司法行政机关与律协两者在具体事务上的联系，不将律协去行政化，公众对行政机关、行业自律组织的公信力都会产生质疑。
事实上，2002年《司法部关于召开第五次全国律师代表大会的通知》早已明确，要理顺司法行政机关与律师协会的职能分工，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切实转变工作方式、方法，强化宏观管理职能，把应由律师协会履行的职能移交律师协会。
《通知》显示，司法行政机关应集中精力完成的工作都是宏观层面的：一是制订律师行业的宏观发展政策，通过制订规章、规范性文件，指导、推动律师行业健康发展；二是实施资质管理，通过行使资格授予、批所颁证、吊销执业证书职能，对律师行业进行调控；三是对法律服务市场进行监管和对律师协会进行监督、指导；四是协调有关部门，制定配套政策，协调、改善律师执业环境。
在李泽林看来，一些司法行政机关显然超越了宏观管理的边界。今年两会，他写了《关于适应司法改革需要，加快律师制度改革的建议》，建议全国人大应该协调有关部门，理顺司法行政部门与律师行业协会的关系，规范司法行政部门对律师行业协会的监督及管理行为，纠正司法行政部门越权越位管理、插手律师协会具体事务的行为。
李泽林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一些司法行政机关的做法束缚了律师行业的发展，也对律师独立开展业务、独立承担责任造成一定影响，在法治进步的进程中，律师制度改革的步伐还可以再快一些，以配合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