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有西出生在浙江宁海大梁山下的南溪村。父亲身单力薄，母亲尽管贤淑勤劳，家境还是很贫寒。兄弟姐妹七人，陈有西是家中长子，自幼聪颖而好学，尤其对文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高中毕业之后，却只能规规矩矩当农民，在那个“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年代，没有背景的农村孩子是没有多少选择余地的。
然而，邓小平的一个决策改变了他的命运。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时，陈有西还是拿工资换工分的是农村电影队的放映员。他找出高中时读过的书，开始潜心复习。那些书在被闲置的五年里，都被当作瓮盖给老鼠啃得残缺不全了，好在陈有西的基础扎实，做了五年农民的他，预考作文《十月》是宁波地区唯一的加分作文，一时名满甬[yǒng]城，成为考生范文。结果他以优异的成绩一举考取国内文科名牌杭州大学中文系，成为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这个跳出农门的后生，终于第一次见到了省城的高楼广宇和听传说过中的火车。
在校期间，他的文学才能开始崭露头角，长诗《思春曲》在著名文学月刊《清明》上发表，反思文革后人际关系的冷漠，是中文系第一个在全国文学期刊上发表长诗的大学生。小说《在平静的海面上》发表于当时的大型刊物《江南》，在家乡的《宁海文艺》上发表了《明月几时有》、《海难》等乡土气息浓郁的小说。诗歌、剧本、评论、散文，陈有西广为涉猎，创作颇丰。
其实，陈有西的文才早在考上大学之前就已显露出来。他的第一篇印成铅字的诗歌《雨夜读马列》发表在《宁海文艺》上，那是1975年。当时在县文化馆工作的袁哲飞同志发现，这个在茶院一带农村种田放电影的小伙子，酷爱读书和写作，经常在幻灯片里编些朗朗上口的快板，很有些文字功底，便鼓励他写诗歌。这是陈有西涉足文坛的开始。应该说，称袁哲飞、杨东标老师为他的伯乐也不为过。
大学毕业之后，他被省委组织部列为后备干部到基层锻炼，回到家乡宁海工作。他倾心于文化馆，多少有些感情，自己又喜欢写作，不过，去哪里工作不是由他的喜好来决定的。他几个月后即被调到县委宣传部工作。其时，一本《法学概论》被他翻得烂熟，因为他觉得从政离不开法律，法律是政治的工具，不了解法律当不好干部，这便是他学习法学知识初衷和伊始。他没料到的是，多年后的今天以此扬名立业了。1983年底，已在宣传部工作一年多的陈有西写了一篇《也谈县级机关的机构改革》的论文，在中共中央的《红旗》杂志“内参选编”上发表。这是他的第一篇关于论述法学、政治学的文章，时年28岁。
这年的11月，陈有西被借调到省公安厅工作，暂时离开了宁海。在省公安厅的七个月时间里，陈有西参加预审罪犯，进行全省调查，真正开始了同法律的结缘，期间的经历和见识大大拓宽了他的眼界，他开始认真地思考一些社会、法律、政治的命题。
1984年6月，县里开始机构改革，陈有西被县委要回，担任文化广播电视局副局长。他是当时县里最年轻的副局长，对自己分管的文化事业倾注了满腔的热情，与时在文化馆工作的同事配合默契，准备干番事业。然而八个月后，一纸调令将其召回，他被正式调到省公安厅，担任研究室调查研究科副科长一职，实际是厅长的写作班子。他成了一名正式警察。一年之后，他又被调到省委，担任时任中央候补委员、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袁芳烈的机要秘书，袁此前从副省长派为温州市委书记，是当时中国赫赫有名的“温州模式”的领头人。陈有西在他身边工作，悉心研究经济理论和政法工作，从此步入政界，直到担任省法院院长秘书、办公室副主任、研究室副主任。
律师陈有西无疑是一个大忙人。59岁的他，频繁活跃在法治的讲台上，为律师同行和法律系学生“布道”。不过，年近花甲的陈有西，真正走入公众视野也不过才两三年的光景，而那也是缘于李庄案。
重庆检方决定对李庄案撤诉之后，他发表文章称“李庄案全方位地体现了中国法治社会新兴力量的崛起。是这些综合力量，在全方位地推动着中国的官方、中国的整个社会回到民主与法治国家的正确轨道上来。中国依法治国的潮流已经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李庄案的撤诉，是法治中国的胜利。”此后，在南阳杨金德案、北海律师伪证案、沈阳夏俊峰案等热点案件，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
在刚刚接受的《人物》杂志专访中被记者问到是否会因为被质疑、打击而感到失望时，陈有西则回答说：“我这一年中的自办和关注的全国重大案件，效果都很好。因此，这一年中我的成就感很大，并没有感到无力甚至失望。只是这么多案件、讲学、律师集团管理，实在没有时间去对付小人。没有正面去解释质难，因为正事办不完，没有时间去回应无聊的问题。
他代理的案件主角，有小贩、有富商、也有“贪官”，被告人的身份在世俗评判中相去甚远，但在陈有西眼中，只是等待他还以公道、救于水火的人。关于陈有西，从邓玉娇案到李庄案，从药家鑫案到北海案，从夏俊峰案到李昌奎案……在一系列以重大案件为基础的公共事件中，陈有西很少缺席。而他的原则是坚持独立、绝不站队。他借助着自己的学术网站和微博，发表了一系列有力度的评论，犀利的文风，精湛的法理，引领了舆论的方向。由此，陈有西的微博点击量也一直堪称是业内的翘楚。
就在刚刚过去的1月17日，陈有西在他的个人网站“陈有西学术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内容是《人物》杂志2014年1月号中对于陈有西的采访。在这篇采访中，陈有西谈起了他在2013年所做的工作，以及他对李某某案的看法，在谈到现在的一些中国律师时，陈有西表示“目前中国的一些律师是煽动家”。
陈有西的这番话无疑引起了“死磕派律师”、浙江之星律师事务所主任袁裕来的反感。1月20日14时22分，袁裕来在他的财新博客发布文章《给陈有西的公开信：有律师妄言革命吗?》。他说看过这篇访谈后，“总的感觉是很震惊。”紧接着，袁裕来还发表了一份公开信公开质疑陈有西的相关言谈，双方随即在微博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也引发了一众网友的围观，甚至还有人建议袁裕来与陈有西搞个辩论会，而陈有西本人则回复到：“别将我放到此人同样的层次。”
因李庄案一辩成名的浙江律师陈有西，自李庄案开始就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人物。时间回到2009年6月3日，重庆发生一起枪杀案，两个枪手把一个叫李明航的人打死，制造了著名的“重庆爱丁堡枪杀案”。案件侦查过程中，6月19日，警方抓捕了重庆民营企业家龚刚模。6月27日，龚刚模的哥哥龚刚华到京找到李庄，委托为龚刚模辩护。
不料此时案件的发展却来了个360°大逆转。12月10日，龚刚模检举李庄，称李庄教唆他编造“被刑讯逼供”的虚假口供。11日，李庄被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紧急召回北京，经律师所管委会决定，报北京市司法局批准，并于当天向重庆法院通报，李庄终止为龚刚模进行辩护。12日，李庄在龚刚模妻子程琪的病房商量解除委托关系时，被重庆警方抓捕，并于当晚押回重庆。
熟悉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人，一定会记得十年前的“郎顾之争”。导致郎顾直接交锋的是郎咸平2004年8月9日在复旦大学的一次演讲活动。在“炮轰”海尔秘密MBO之后，郎咸平将矛头对准格林柯尔。当天，郎咸平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演讲，揭露顾雏军在收购活动中卷走国家财富。顾雏军是格林柯尔系的创始人，旗下控制科龙电器等五家上市公司，善玩各种左手倒右手的资本游戏。郎咸平表示，他和他的学生经过3个月的研究发现，顾雏军先后收购了科龙、美菱、亚星客车以及ST襄轴等四家公司，号称投资41亿元，但实际只投入3亿多元。期间顾雏军通过“七大板斧”——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以及借鸡生蛋手法成功将巨额国家资产纳入囊中。郎咸平称，顾雏军的运作手段往往是通过介入被收购公司管理层后，大幅提高企业运营费用，提高公司亏损幅度进而压低收购价格来实现的。
其实早在2012年出狱后，顾雏军就不断开始申诉。早在2013年5月22日，顾雏军就携律师陈有西于广州举办个人发布会。陈有西当场表示，此前一审二审判定的顾雏军三项罪名全部不成立，这完全是冤案、错案，将向最高人民法院进行申诉，对平反案件很有信心。
陈有西称，当2012年顾雏军出狱后，即通过朋友找到了他，然后他便组织了包括邬晓东、吴廷磊共三位律师，认真核实审查当年的卷宗和各种证据材料，从中搜集整理出15项当年案件被忽视的新证据，然后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交申请，要求重审。
陈有西表示，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的受理 “标志着为顾雏军当年的‘冤案错案’平反的诉讼行动，开始实质性的启动”。
在一些争议性较大的案件上，律师陈有西的每一次申辩都似乎把他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上。
夏俊峰的案件，陈有西为他作的是无罪辩护，但最终依然未能改变死刑的结果。有相关报道称，夏俊峰直到最后一刻都还认为自己是“正当防卫”。有人据此批评夏俊峰的辩护律师陈有西，给夏俊峰做无罪辩护其实是害了当事人。如果律师引导被告悔罪，动员家属赔偿并拿出诚意求得被害家属谅解，加上城管亦有责任，夏俊峰或许尚有活路。
陈有西从体制内“出走”，他觉得自己是“体制外的健康力量”。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校长江平曾评价陈有西——善于把握中国体制内外的特性，做出了更有益于法治进程的沟通。
但也有人说陈有西这个律师并不纯粹，他善用“舆论”，在体制、媒体和法律之间，长袖善舞，左右逢源。而陈有西则自称，自己是“妥协派”，在他看来，真正有水平、有道义、懂政治、能跟官方直接对话的律师，现在是凤毛麟角，他算其中一个。他不希望马步未稳，就先让自己倒掉。
再来看陈有西和袁裕来的这场网络论战，其实他们二人的江湖恩怨由来已久，这一场同行间的言语较量中夹杂的不仅有公仇，似乎还有些许的私怨。不管是同行向轻也好，理念不同也罢，对于他们二人，公众或许是看热闹的更多一些。大家更为关注的，或许还是有很多存疑未解的李某某案。
当然我们不是律师，不懂法律的深邃。但作为普通的公民，我们都深知法治的重要。也深深知道律师在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巨大作用。但是眼下，需要我们警惕的是，在“谣言与真相齐飞，司法与民意两难”的情况下，如何避免本应正常审判的案件在全民的吐槽中沦为一场舆论的狂欢。平民担心权贵弄法，权贵担心“舆论杀人”，似乎谁都没有安全感。
司法的最高理想是独立与公正，但在现实世界中，舆论不可避免地影响法官的判断。在这样的前提下，无论是求胜心急的律师、救子心切的母亲，还是高举民意、正义之旗的媒体，是否该想一想了，法庭外的舆论战中，怎样遵守“规则”这样一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