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互渗透的法律实践中，法官与律师有很多共识，但也时有对抗、甚至冲突。

　　一方面，法官与律师是事业共同体。同根而生，来自于共同的法律院校、共同通过了司法考试，形成了共同的知识背景和思维模式，运用着共同的法律语言和法律文化，投入着共同的法律事业和法治追求，由此产生了目标、精神和情感的连带。

　　另一方面，法官与律师又非利益共同体。法官是“在朝”司法官，律师是“在野”司法官，律师提供的是对当事人的法律服务，他必须站在委托他的当事人立场，去解释法律和表达观点，他体现的是委托人利益思维；法官提供的司法产品则是面向社会，他必须向整个社会输入正义的标准和行为的规则，他固守的是社会利益思维。

　　在事业相同但利益差异的法官与律师之间，应当怎样深化联系，淡化隔阂，建设职业共同体？

　　古有“以文会友”，今有以法会友。法律人之间一定是以法会友，以共同的目标会友，在分享知识、沟通观点的基础上，达成理性，消除对抗，合力推动法治的生成。

　　第一，换位思考，站在对方的角度理解对方

　　不能否认，无论怎样高度一致的职业共同体，在共同体内部，每个法律人个体，接受到的法律知识和职业训练是有差异的，法官之间尚时有分歧，更勿论法官与律师之间，基于角色利益和法律实践的差异，分歧只能是加剧。

　　出于委托人的利益，律师形成和表达法律观点不可避免地会代入当事人话语。对此，法官应当包容和体谅，切忌当着当事人的面训斥律师的专业性。法律理解的差异是正常的，有差异，才有沟通交流的必要。法官也应给予律师更多的执业便利，避免对律师工作成本的无谓消耗，如做足庭前准备和法庭指导，避免二次开庭等。

　　同样地，律师应当谅解法官特别是基层法官，他们每年要审理两三百件甚至五六百件案件，白天忙于开庭和送达、保全、调查，写文书等案头工作占用的都是白加黑、五加二的休息时间，当案件无法如愿快速审结，当审限已经来临，这时候就要理解法官抓狂的情绪，案件迟迟未决也是因为先来后到，千万不要无所依据的“想入非非”。

　　第二，本位克制，克制角色固有的负面因素

　　法官，要克制权力带来的膨胀感。长期以来，我国残存着官本位的思想，执掌权力者往往以“官”自居，执掌司法权力的法官，有时也会有下意识的刚愎自用。个别法官在形成裁判观点时，认为听从律师意见改变原有观点是一件丢面子、跌份的事。但殊不知，法官的公正裁判，往往是在汲取了多方信息的基础上才能形成的；而律师的专业意见，对法官裁判的贡献无疑最为迅捷、直接和充分。

　　我在审理第一个农业承包合同案件的时候，有一位律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最后干脆送给我一本书，我敬佩并感谢这位律师，他采取的是专业的方式，来达到胜诉的目的。在彼此的互动交流中，我们的专业知识和思维模式都得到了提高。

　　如果一位法官以“官”自居，要求律师以仰视的目光看待他，他就已经人为隔出了屏障，失去了平等对话的基础，甚至可能迫使律师用勾兑的方式去接近他。

　　律师，同样需要克制由他的角色、由他的委托人利益思维带来的一些负面的东西。譬如也有个别律师，不尊重事实和法律，为了达成胜诉的目的，为了收取高额的代理费，或者指导当事人闹访缠访威胁法官，或者寻找途径勾兑法官，甚至与法官串通制造虚假诉讼。

　　作为法律人，我们需要共同克制住一些法律以外的东西，克服对权力、对利益的过度欲望，坚守法律的底线和法治的信仰。

　　第三，分工合作，在不同的角色中共同地推动法治生成

　　作为法律人，我们对法治有着共同的追求；作为不同角色的法律人，我们对推动法治又有着不同的渠道。

　　对当事人的释法说理，律师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对当事人特别是被判败诉的当事人，法官是有隔阂的，法官想要将法律知识和裁判理念灌输到当事人的思维中去，非常困难。律师与委托他的当事人之间却有着充分的交流和人身的信任，在法律人——法官与律师达成共识的基础上，通过律师将法治的理念传达到案件当事人，效果显而易见。

　　与此同时，对社会规则的建立，法官作为裁判者又富有权威性。法官裁判形成的典型案例以及司法建议、调研报告、司法宣传等延伸产品，对社会公众的引导和行为规则的建立，无疑有着更广阔更具渗透力的平台基础。

　　律师与法官，同为法律人，拆了一堵墙便是一家人。

　　我们不可否认角色差异的存在，墙是有的，也必须要有。但我们可以开一扇门，用来交流沟通，这个门不能是暗门，不能是损害法治的利益勾兑、利益输送，必须是光明正大的门。通过这个公开、专业的门，共同讨论专业问题、畅谈法治理想、修炼提高水准，并向共同体外部传递理念、推广介绍自己。

　　通过共同体的团结协作，寻求法律人的最大公约数。律师与法官，正是这个最大公约数的最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