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为什么有那么多伟大的判决成为他们的司法职业群体向外界津津乐道的资本，我们把他们多为判例法的原因放下不谈。我们有多少拿得出手的判决向外人称道呢？佘祥林案、赵作海案、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这一个个判决成了中国司法职业群体心头无法抹去的痛，它们将载入司法史册。这些案子一出来，跟随而至的便是律师向社会讲述当年自己的无罪辩护意见、对案件疑点的分析、辩护意见的不被采纳等等，律师一下子变得耀眼夺目、光鲜无比，而当年的法官检察官顿时变得灰头土脸、大气不敢出，整个中国的司法职业群体被压得抬不起头来，无法给人民群众一个满意的交代，法官检察官颜面扫地、斯文扫地，律师职业的公信力一下子盖过了司法职业的公信力。一时间，我们不但产生不了伟大的判决，似乎倒成了盛产错案的司法时代，为什么会如此？笔者对此一直深思，将自己些许想法作些交流。

一、司法环境的嘈杂化

法律实务是一门精湛的技艺，需要司法人带着一颗平静虔诚的心去进行操作。法律那美妙的旋律本可以让司法人静下心来向公平正义更深处漫溯，去描绘出一幅幅精美的法律论证图景。但是我们总感觉中国当下的司法环境非常嘈杂，这里面有太多太多的背景音将法律那美妙的韵律掩盖。非宁静无以致远，环境影响心境，没有一个宁静的心境，法官不可能把法律技艺演奏得令人叹为观止。

环境对于技艺的发挥有多么重要，我们来看个故事吧。埃及文物委员会2003年宣布，金字塔是由当地具有自由人身份的农民手工业者建造的，而不是“由30万奴隶所建造”。一考证，几百年前瑞士钟表大师塔·布克竟下过此结论。1536年，布克因反对罗马教廷的教规入狱。在监狱里，他无论如何也制作不出日误差低于1/10秒的钟表，可入狱前他制作钟表的误差从来都低于1/100秒，这是为什么呢？布克顿悟到，一个钟表匠处在嘈杂环境中，无法心静如水，所以不可能圆满地完成钟表的1200道工序。同样道理，金字塔这么大的工程，被建造得那么精细，那建造者必定是一批怀有虔诚之心的自由人。

我们的法官处在一个嘈杂的司法环境中，他判决时要考虑如果上诉了、如果改判了、如果无罪了，我会怎么被考核；他要参与地方维稳、参与社会矛盾化解、负责拦住案件当事人的上访；他要为退休前如何升个科级而挣扎，要应付来自首长们对案件的指手划脚；他要想着如何从案件中延伸出个好的司法建议来……他们无法静下心来虔诚的思考法律，自己的法律技艺也无法发挥得炉火纯青。

二、司法精英的行政化

要想有伟大的判决不能没有司法精英们的努力，我们的司法群体中不缺少精英，但我们整个司法体制是行政化的，这些精英发展的结局是投入行政化的怀抱，成为行政化的人才。一个会办案的人，很快就会转向行政岗位，从而脱离办案一线，陷入了越是司法精英，越是加速行政化的怪圈，正所谓是“学而优则仕”。

那些庭长、科长、处长、院长、检察长等等，他们大多从办案一线走来，由于自已出色的业务表现和精湛的法律技艺，一步步的被贴上了更高级别的行政标签，成了一个行政首长，然后彻底被行政化，从此不再办案也无暇办案了。他们操作法律的技艺应当是同行中的佼佼者，迫于行政化的司法晋升之路不得不中断了司法精英应有的轨迹，从思维到行动都发生了质的变化，最终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行政长官。我们的伟大判决是最应该从他们手中产生的，可是由于行政化他们荒废掉了娴熟的法律技艺。

我没有考察过国外的法院院长是否亲自参与案件办理，只是从资料上看美国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是亲自审案，亲自写判决书的。他们之所以能够有那么多伟大的判决，与此不无关系。

三、司法边界的模糊化

司法的边界本来应该是清晰的，可近年来，我们的两院都在延伸着自己的司法职能，检察院有检察建议，法院有司法建议，两院对于建议工作开展的如火如荼，非常热衷于向相关的政府部门提出如何管理好相关事务的建议。看看那些报道，两院都在津津乐道两个建议对于推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一些地方法院检察院还在为司法建议和检察建议没有法律依据而大伤脑筋，为司法建议和检察建议对政府相关部门强制力不够而耿耿于怀，一直操心着如何推动立法搞出个法律依据来。我一直觉得，这些社会管理建议的工作检察院法院是不是操心过头了，投入了太多的精力，是不是已经模糊了司法的界限，是不是叫做“耕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我们对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管理领域的事情（如安全生产、环境管理、卫生管理等）是否懂行，隔行如隔山，我们是否真能够建议得好？这些问题需要深思。

我们的法院检察院不是津津乐道于如何产生了一个伟大的判决，而是在津津乐道于如何产生了一个伟大的司法（检察）建议。我们的司法机关一方面案多人少，人案矛盾非常突出，另一方面又大力拓展司法的疆域，总想延伸职能，在案件之外去找点事情做做。我们一直在讲行政不要干预司法，可为什么我们的司法总想着对行政管理领域的事情说三道四呢？我想司法的边界需要理一理，司法可以合理延伸，适可而止，做好份内的事，行有余力再去建议其他部门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