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于2015年12月20日至21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不仅是我国在时隔37年后“重启”城市工作会并开出的一剂“着力解决城市病”的有效良方，且因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和各位政治局常委的悉数莅临，而使我国对解决“城市病”问题的重视程度显得尤为空前、尤为国人和世人瞩目。

    纵观此次城市工作会，无论是习近平总书记从指导思想、总体思路、重点任务等方面对做好城市工作所发表的重要讲话，还是李克强总理从当前城市工作的重点和具体部署城市工作方面对城市工作所作的总结讲话，都对尊重城市发展规律，在统筹上下功夫，在重点上求突破，着力提高城市发展持续性和宜居性等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此，会议从“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统筹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和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这“五大统筹”方面，为我国“着力解决城市病”开出了一剂良方——

    “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提高城市工作全局性”。此可谓是该次城市工作会为我国统筹解决‘城市病’的重要举措之一。会议明确提出，“要优化提升东部城市群，在中西部地区培育发展一批城市群、区域性中心城市，促进边疆中心城市、口岸城市联动发展，让中西部地区广大群众在家门口也能分享城镇化成果”。可见，该项统筹的着力点即：重点培育中西部城市群，让中西部群众在家门口也能分享城镇化成果。笔者认为，这里值得注意的不仅仅是提出了“城市群”这一概念，而更在于要通过改变城市规划多变的现状，使未来人口不能都往中东部走，而要通过采取空间调整、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大城市的发展要和周边城市采取分工合作的方式”等策略，让中原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关中城市群等中西部的城市承载更多的人口，以此改变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因过度膨胀发展而带来的交通严重堵塞、环境严重污染、住房尤为拥挤、人口过于膨胀等大城市“通病”问题。

    “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提高城市工作的系统性”，则可谓是统筹解决“城市病”的又一重要举措。这项举措针对的不仅仅是“规划本身不够严肃，制度不严格，一些领导随意更改”等不良现象，而且还针对的是如何解决好因“规划本身的水平缺乏前瞻性”而不得不“不断地修编”，以及解决好如何通过“严格执行规划”和“不断完善城市管理和服务，彻底改变粗放型管理方式，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等让规划“接地气”的问题。

    “统筹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提高城市发展持续性”，则突出了通过“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市民化”，而对流动人口等群体的“重大利好”这一统筹特点。我们知道，虽然目前一些地方讲的50%--60%，甚至70%的很高的城市化率，其中的城市人口很大比例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和流动人口。这些城市人口虽身在城市，却并未变成市民。若按实际户籍人口比例算，这些城市的城市化率其实并不高。而且，由于要使一个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化，其平均成本就要达到15-16万元；若一亿农业转移人口要落户城镇的目标，则需要一笔高达十五六万亿元的巨额费用。因此，要实现“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市民化”这一目标，以“财政要和农业人口市民化挂钩”的财政配套改革，即显得尤为重要。

    “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提高城市发展的宜居性”，其重点即在于提高城市发展的宜居性。为此，力争到2020年，基本完成现有城镇棚户区、城中村和危房改造，则显得尤为必要。因为，只有当我们基本完成了现有城镇棚户区、城中村和危房改造，市民在城市建设中的作用才能够得以充分体现，城市建设实现“把好山好水好风光融入城市”的“城市发展的宜居性”目标亦才方可实现。

    “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提高各方推动城市发展的积极性”，其重点则在于尊重市民对城市发展决策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若这种“尊重”达到对城市中的每一条道路、每一个标志物、每一条管线的规划、建设及其监管都要让市民或其代表参与，就不仅真正意味着“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管”，而且真正意味着“城市发展要体现市民在其中的作用，就要以人为核心”已开始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