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河南大学生闫某掏鸟窝获刑十年半，引发轩然大波。有人认为量刑过重，有失法律的公平正义；有人认为这是在法律规定的幅度和范围内量刑，根本算不上过重。除开量刑讨论，却少有人从更深层次的层面来看待这个问题。

　　河南大学生闫某掏鸟窝售卖国家保护动物燕隼，获刑十年半，引发大众广泛关注。据媒体调查，对于这样一份判决，民众认为闫某被判冤的高达88%。这个调查结果的准确性不得而知，但是普通民众对这份判决的不认同却是显而易见的。民众的立场更多的是从情理出发，那我们的法律到底是什么？它能否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它必然与情理不相容吗？

　　在我国自然资源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下，用法律包括刑法去保护宝贵的自然资源当然具有正当性。问题是，法律是否是万能良药，包治百病？

　　其实自然资源的保护，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美国的国鸟白头海雕曾经遍布北美大陆，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也濒临灭绝，美国政府从1918年开始立法，到2007年白头海雕已被正式移出受威胁物种目录，被认为创造了美国神话。那么，是什么挽救了濒临灭种的白头海雕？

　　美国《白头海雕和金雕保护法》处罚猎捕、乃至扰乱白头海雕的一切行为，处罚措施包括罚金和徒刑，重罪罚金可达25万美元，但徒刑不超过两年。这是因为他们发现白头海雕濒临灭绝的原因，除了人为的猎捕之外，还包括栖息的森林被破坏、食物来源锐减、破坏性农药的大范围使用等。针对这些原因，美国政府推出禁止猎杀、使用破坏性农药，提升栖息地水源质量，全面保护筑巢地点等系列保护措施。同时考虑到绝大部分猎捕是基于逐利的动机，在刑罚配置上，美国的立法加大了罚金刑的力度。我们从中看不到严刑峻法，相反，政府和社会组织承担了大量的责任，使得对自然资源的保护成为全社会长期的体系性努力。

　　两相对比，可以看出我们立法动辄得咎的背后实际上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我们没有深究问题背后的多层原因。其实生态环境的破坏是我国这些年盲目工业化、产业化的恶果，问题的解决决不可能依赖大剂量的刑罚这贴猛药，而应从根本上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并结合其他的社会治理措施。这种“唯刑罚论”的现象还大量体现在《刑法修正案九》中，针对违反身份证管理的犯罪、替考、扰乱法庭秩序等现象，我们是否没有其他的措施来规范，而必须使用刑罚这种社会最后也是最严厉的手段？中国古人尚有“礼德为主、刑杀为辅”的刑法谦抑思想，而在人类日渐文明的今天，我们反而迷失在“刑罚万能”的迷信中了。

　　英国哲学家边沁有一句名言，称“温和的法律能使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具有人性；政府的精神会在公民中间得到尊重。”如果我们的法律不能平和宽缓，如何能期待生活在其中的公民能够善待与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的其他生命？如何在法益和权利之间保持一种相对的平衡，不仅是一种立法的技术，更是关乎到法律能否产生实效，因为“法律的效力是以它所引起的爱戴和尊重为转移的，而这种爱戴和尊重是以内心感到法律公正和合理为转移的。”

　　法律是不能说话的文字，法律人如果把常识、常理、常情注入其中，就会赋予它鲜活的生命，但是我们在这个案件中只看到干瘪的事实和冷酷的法条，还有法律人的傲慢。首次开庭时，公诉人的量刑意见是：“因为情节轻微，他是在校大学生，建议从轻处罚。”第三次公诉意见则是：“数量多，情节特别严重，建议从重处罚。”而一审判决书仅以其如实供述为由，认定其“可从轻处罚”，但是仍旧根据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判处闫某十年半有期徒刑和罚金一万元。

　　从公诉人前后矛盾，反差巨大的两份公诉意见，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轻微”和“严重”两个极端之间自如游走，但是这之间的差距却是一个年轻人最宝贵的十年青春。法官的判决则聚焦于法条对应的犯罪事实，少有关注案件具体的个人和情节。我们看不到公诉人和法官在情理与法条之间的沟通和努力，看到的只是一个站在知识和权力制高点上的法律人，他们没有同情，也没有悲悯，只是将法律机械地运用到每一个案件，而忘记了司法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法律的实施实现公平和正义。而“良心告诉我们什么是公正”，如果仅仅因为他身穿法袍，头戴国徽，就丧失了普通人的情理，那么他只是一个会说话的法律机器而已。

　　当我们写下判词，落下法槌，能否听到内心对他人喜怒哀乐的共鸣，并因为这份共鸣而尊重每一个生命和自由，慎用手中的权力。这就是我们从这个案件中应该反思的:法律应谦抑，法律人应谦卑，法律才会通向公平和正义，并得到公民发自内心的认同和遵守。

　　简介：邹佳铭律师1996年取得律师资格，1997年开始执业。2002年至2009年一直脱产研习刑法，武汉大学刑法学博士。专业领域是刑事辩护，擅长复杂、疑难案件，曾在多起案件辩护中取得撤案、不起诉、免于刑事处罚、改判轻罪的效果。邹佳铭律师刚刚获得ALB杂志评选的2015最佳女律师称号的荣誉。